(文烨/文)
12月14号周日的论战是传统的学院派翻译VS年轻人口语化的语言交流,不同的观点交相碰撞,三位嘉宾和大家们都讨论出很多值得深思的论点,期间也时不时会蹦出令人捧腹的笑点,让大家寓教于乐。将近2个小时的激战,这就为大家呈现:
Round 1:
安东Arseny在一开始就“毫不客气”地挑战周坚老师,当语言上的语音被附有一定意义后,它的意境就没有办法在另一个语言里被翻译出来了。比如德语词汇 “Papperlapapp”。
周坚首先承认,百分百达到语音语义文化性的翻译几乎时不可能的,而语言翻译最难的部分要属传达语音了,因为语言发音的不一样是不能改变的,语言层面上的翻译会有一定的丧失。比如诗歌的翻译是最难的,不同语言中诗歌的押韵,格律等的构造都是不一样的,要达到在另一个语言语音的百分百传达是不现实的。其次,如果语音在这个词义里也附带了重要的意思,那要尽量把那个意思翻译出来。比如柏林的Spree河,周坚老师自己的翻译是思沛河,首先符合了音上面的吻合,在字面意义上“思”正是传达了德国辈出“思想家与诗人”的民族认知。做到音译和意译的双重达标才算是好的翻译。正如嚴復提出的“信达雅”翻译原则,雅是翻译一个文本需要达到的高的境界。
观众中也有疑问的声音,觉得对专有名词其实赋予太多主观的意义会曲解原词的意思,翻译中的“雅”是阻碍交流的障碍。
而李青觉得,翻译的工作其实就是运用语言的工具交流传达,具体是用“信”,“ 达”,“雅”哪个标准主要看翻译的目的,音译还是意译为重也要看翻译双方的要求。
Round 2:
安东又再次提出无法翻译的疑问,因为两国文化差异,生活习惯差异而产生的词汇比如“我有点上火”或者“我老婆坐月子,不能洗头。”这类词句,很难解释给德国人这其中的逻辑。
周坚老师给出的解释是,中西医几百年来就是相差甚远的两个体系,别说从语言翻译上,就是从医学理论上大家至今还在寻求两者的共通性。要用外语解释中医,只能运用西医里最接近的概念去解释,比如“上火”在西医里就是炎症(Entzündung)。
又有人质疑说,中国人平时经常会说,“我上火了”,相比较于德国人说 “ich habe eine Entzündung” 的程度还是不一样的,直接把上火翻译成Entzündung过于生硬。
“当然Entzündung肯定不是唯一的权威的答案,因为翻译没有完全的客观,原文是主观的,译者是主观的,受众也是主观的,翻译只是这三者间传达诠释的过程。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像和主观能动性,找到一个你认为最满意的翻译。不过翻译首先保证的是词义的准确性,然后才是文化上的传达,毕竟,翻译不能做到百分百的诠释,主要的目的还是两种文化的沟通。如果实在要翻译上火,只能从中医里的精气阴阳五行开始解释了”
李青也认为,像上火,坐月子,包括像中国大妈,这种词语本身已经被收入大英字典里的特殊词汇是很难找到对应的翻译的,只能直接把它当作外来词汇用,并加以注释。
Round 3:
很多翻译专家,有多语背景的DBC,语言学专业的学生也卧虎藏龙在沙龙现场。思聪是一位在柏林中学教中文的年轻老师,他就提出疑问,有的词语或者有的概念是别的文化里完全没有的体验,比如法语里面描述酸的词语就有 “acide”, “aigre”等,对这几种不同的酸没有体验过的人是无法描述他们的,更不用说用另一个不存在这样描述的语言去翻译了。再比如格陵兰语里对雪不同状态的描述也有好几种,身为热带地区的人也许就无法体会他们。语言表达感官,感官的限制也会造成语言的缺失。
对于这一点,大家的共识是,既然特定词汇比较难翻译,这些词汇会随着语言的发展成为一个专有外来词。也许在德国人难以理解的“麻”和“辣”在以后的德语里会变成“masharf”和“lascharf”。
在某些德国人看来,中文里的外来语区分非常不明确,德语里对于外来概念,比如中文的地名,人名都直接用拼音。而中文里对外来概念的翻译过于“中文化”,比如外文名字的翻译过于汉化,会让德国人对这些名字一头雾水。这样过于汉化的翻译反而破坏了传达外来文化的纯净性。
当然汉语里存在对外来概念汉化的现象是因为,拼音的历史才短短的几十年,很多中国人没有受过拼音的普及教育,没有办法阅读拉丁字母。正规的翻译应该是在汉化翻译的基础上附上外语原文,这样的指意会更明确些。
最后经过了数不清回合的讨论,似乎大家对翻译中的语义传达有了更加清晰和立体的认识。作为译者,其实就是在讲一个故事,对一个故事如何意会也决定了你对这个故事的如何传达,而如何讲好故事,需要的是深厚的双边文化底蕴,与时俱进的知识背景和灵活的思辨能力。
最后和大家一起重温那些难以翻译的词汇吧:
(图片由 ©阿帆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