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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特稿《秃鹫是怎样炼成的》

2015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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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全中国热议的已逝女歌手姚贝娜

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本来是人之常情,青年女歌手姚贝娜因病去世则不然。“最短暂的花朵,最长久的琥珀”,这位因参加热门音乐真人秀《中国好声音》而迅速走红的女歌手年纪轻轻就沾染恶疾,香消玉损,引起全中国上下为之惋惜,而身后关于她死亡的一系列报道也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新闻伦理争论。
 
回想起2014年岁尾相继逝世的两位世界级音乐大师Joe Cocker,Udo Jürgens,也不过是一则报道,安安静静地追悼会,究竟是中德媒体对死亡的报道方式有大相同还是什么?LAS约稿在柏林《Ruptly》(《今日俄罗斯》驻柏林新闻通讯社)从事视频媒体的同事发表观点。

名人病房前的等待,所有国家的媒体都是一样的

(文/孙谦)

2015年1月16日,年仅33岁的女歌手姚贝娜去世。当天,名为《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一文在朋友圈刷屏,文中借用1994年获得普利兹新闻特写摄影奖,摄影师凯文·卡特的著名图片《饥饿的苏丹》中的秃鹫来比喻守在病房外虎视眈眈的记者们。记者的职业道德和伦理一时间成为争论的焦点。中国记者门槛低,专业素质低,讨伐之声四起。那么其他国家的媒体究竟是怎样报道名人的生老病死呢?下面我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从德国媒体的角度出发,分析一下。
2013年12月29日上午, 现代最优秀的F1车手之一,迈克尔·舒马赫滑雪时发生事故,陷入昏迷。
Ruptly新闻社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后,立刻派了记者去,守在舒马赫接受治疗的医院门前。主编给的指示是,最好拍到舒米,拍不到本尊,那就拍家属。
12月31日,驻守在医院已经两天的前线记者发回采自医院的现场报道,舒马赫经理人向在病房前焦急等待的记者解释事件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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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马赫病房门外呗记者们层层围住的舒马赫经纪人

2014年1月4日,舒马赫的家人现身医院,包括他的妻子和父母在内,悉数被收在记者镜头当中。
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我们的记者从12月29日事发当天到1月8日,一直全程紧跟舒马赫和他的家人,一共发回24条相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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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米经纪人被围堵的记者们提问

这24条视频的大多数,都是记者doorstepping,守在病房门前,“焦急等待”的结果。
doorstepping ,是涉及名人报道中常出现一个新闻词汇,名词做动词用,暂且翻译为“堵门”,意思再直白不过。而堵门这一报道手段一直是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方面争论的热点,被认为是侵犯名人的隐私权。但是名人作为公众人物,是大家关注的对象,所以很多关于名人的报道,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大部分的名人进入公众的视线,依赖于媒体的曝光,而名人在享有“出名”这一特权的同时,必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就是享有的隐私权范围缩小。
在堵门的记者中,我们的同事混杂在其他德国媒体的长枪短炮里,显然并不是唯一一家这样做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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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米医院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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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夜在舒米医院外的记者们

而这些视频,由于我们新闻社的属性,被德国和全世界的各大媒体使用和转载。
名人病房前的等待,所有国家的媒体都是一样的。名人的所有信息,当然包括生老病死,被媒体拿来反复消费,而这是基于读者和观众的需求。
当下的境况,若是把整个媒体及其参与者比作一个生态社会,那么这个社会的通行货币就是注意力。谁能拥有最多的注意力,就拥有最多的财富。有最多关注的明星,是最成功的明星;而作为粉丝或者关注明星和公众人物的观众们,获取信息同时支付出的货币就是注意力。而媒体们,争夺的也正是注意力。所以在媒体这个生态社会,拥有最多资源的,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明星,不是媒体,而是读者和观众这一群体。他们的注意力决定着媒体报道的方向和内容。
 
所以媒体报道的是什么,是由你,我,他,每一个读者决定的。如果你密切关注明星的一举一动,想知道他们的生老病死,生儿育女,那么你应当理解记者为什么要守在病房前第一时间发出消息;如果你看到“实拍已逝女星姚贝娜捐献角膜手术全过程”这个标题,你会点进去,那么你在抨击乔装成医生助理的记者时,就要三思谨言。
记者和读者,媒体和受众,谁也没有权利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谁。
是我们共同决定了这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这个生态系统循环往复,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个关注,每一个赞;最终,都将决定你看到的下一个头版头条。而这个因果关系,恐怕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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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凯文·卡特前往苏丹北部采访当地的饥荒和战乱。《饥饿的苏丹》拍摄于1993年,卡特本想拍摄秃鹫展翅起飞,等了很久却只拍下了站立等待的画面,随后卡特赶走了秃鹫。1993年3月2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这张照片,引起各界强烈反响,很多人问询小女孩的下落并批评卡特没有伸出援手。1994年4月这幅作品获得了当年的普利兹新闻特写摄影奖。同年4月18日卡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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